记录青岛音乐的点滴记忆
讲述青岛人自己的音乐故事。掌上青岛客户端发行时间最久的栏目！主编：张旭
2002年深秋，华山医院的病房里，他说他想家了，想念家中的小提琴，想要拉几首心爱的曲子。说话中他摩挲了一下左手，手指在空中轮动了一下。谁也没有想到，这是谭先生清醒的最后时刻。第二天，他陷入昏迷，直到11月28日，溘然长逝……
6月10日是小提琴家、教育家、提琴制作家谭抒真先生诞辰100周年纪念日。谭抒真，有着传奇式的一生，也使中国音乐教育经历了传奇式“从无到有”的过程。他是迄今为止我国教龄最长的音乐教育家，从事演奏和教学的77年，是中国小提琴事业从启蒙时代到世界瞩目直到世界一流的77年，他的名字和中国小提琴事业息息相关。回顾谭抒真的生平，犹如回顾中国小提琴事业近百年的历史。
谭抒真1907年6月10日生于青岛，早年先后就学于北京大学音乐传习所和上海美术专科学校。1926年起，历任上海美专等校小提琴教师。1927年入上海工部局乐队任演奏员，是进入该乐队的第一位中国小提琴家。
上世纪20年代，谭抒真在上海美专任教授期间和国画家李可染同住一个房间。两人年龄相仿，志同道合，经常切磋琴艺，探讨中国传统艺术。他向李可染学习国画知识和技法，在木炭素描、水彩、油画等方面都下过工夫。90岁后他的夫人左绍芬病重昏迷，卧床不起，两人不能用语言交流，他怀着一生的爱，画了一幅夫人年轻时的像，与她做心的交流。
谭抒真还是一名持证建筑师，他主持设计的原上海音乐学院音乐厅，其音响效果令原苏联小提琴家奥伊斯特拉赫称赞不已。当时与谭抒真同时担当设计任务的王季卿回想当年———音乐厅刚刚落成，有人来报说不能用，音响浑浊，自己当时就慌了神，跑去问谭抒真，谭先生泰然自若：“人进去坐满了立刻不一样。”待到开张果真如此。“他对我的鼓励是终身的！”王季卿激动地说。
潘寅林，昔日上音附中的小毛头，现是上海交响乐团赫赫有名的小提琴首席。已是花甲之年的他感怀那段黄金岁月：“当年的贺绿汀、丁善德、谭先生都是了不得的人物。小时候，我们在音乐学院附中读书时，对大学部的老师都非常仰望。”谭抒真虽是前辈，却总似朋友般。华天礽回忆其“上课时，引经据典，旁征博引”。“他说，上课是他的头等大事，雷打不动。有时还请我到他家里去上课，看他收藏的琴和书，现在回想起来，这是我一生中最幸福的时光。”在谭抒真的带领下，我国发掘、造就了袁培文、盛中华、薛伟在内的一大批专业人才，他们现已成为国内外音乐领域的专家。
小提琴教研室的老教师们清楚地记得，谭抒真无论从招生、讲学、出访演出等等环节，都亲自关心、安排过目相关事宜。“白天忙院里的行政事务，晚上把窦立勋等教师召集起来到他家里开教研室会议，一样样地布置、研讨、分析，事无巨细，从不敷衍。”上海音乐学院管弦系主任孙铭红回忆道。
2002年，上海音乐学院建造贺绿汀音乐厅之时，谭先生已90多岁了，大热天在会议室一坐就是3个多小时，详尽研究音乐厅的各种报表资料。上海市人大科教文卫委员会的翟钧等人清晰地记得那几天的“奇热无比”，老人却请也请不走。
谭抒真90岁和95岁生日时，李岚清都为其送去祝贺的缎带花篮。对于各种“头衔”，他只承认自己是个“教龄最长的小提琴教员”，仅此而已。为了不让院里为自己的90岁生日办祝贺活动，一向谦和的老人竟写了一封气呼呼的回绝信，信中写道：“我意见十分坚决，无可商量，望能体谅，是所厚望。”
上海音协小提琴专业委员会的郑石生在谈及谭抒真的时候，说其耿直的性格里还怀揣一颗“报国心”。抗战时期，为了拒绝参加上海工部局交响乐团去日本领事馆的演出活动，谭抒真曾愤然辞职以示抗议。纪录片《从毛泽东到莫扎特》中，谭抒真有一段独白，其中他对音乐抒写人性的讲述被人们传颂至今。
小提琴传入中国很长一段时间，用的都是外国制作的琴，中国人从来不会制作小提琴，也不会维修。据华天礽讲述，谭抒真早年在青岛学琴之时，一次琴坏了，拿到上海去修，花了60元钱，等了一个多月修好，可拿回来不久又坏了。“先生深深感到，拉琴的人一定要学会修琴。于是他就琢磨着自己修琴，并设法从国外买了制作提琴的参考书，订购了工具和材料。”
一次，京胡演奏家杨金忠来上海面见谭抒真，他拿出的一只木制烟盒，花纹非常好看，引起了谭抒真的注意。他问杨金忠这烟盒是在哪里买的，杨金忠说是在哈尔滨，谭抒真当即感到这是一个重大发现，因为历来制作提琴的木料全靠欧洲进口。但是，由于那时东北被日军占领，无法前去开采。
“1951年，在贺院长的倡议下，谭抒真创办了上海音乐学院乐器制作室，从浙江请了十几个木雕工人，在他的指导下制作小提琴。谭抒真先生派人到东北去采购，开创了用国产木材制作小提琴的先例。”华天礽回忆道，“1956年，谭抒真先生在上海开办了一个全国提琴制作训练班，号召全国各地工厂派人来学习，这些人后来都是中国最具声望的小提琴制作家。”
谭抒真对世事、对音乐的剖析精辟独到，论理生动诙谐，话语字字含金，切中时弊。直到今天，他的一些观点仍然受用，如他于上世纪90年代所批判的“金牌战略”；而其于40年前提出的———音乐学院要一手抓室内乐———被我们耽搁多年，如今重新起步。
当时艺术院校的老师为使学生在国内外大赛中多得奖，竟取消原有教学大纲，将单一的比赛曲目作为教学内容。谭抒真教授认识到，这种以“金牌”为主导战略的思想已侵袭了音乐学院附小、附中直到大学，学生专业课压力大，无暇顾及学习必要的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只有拼命去争奖，如果比赛没有份，就丧失了继续努力的动力。而为适应比赛中评委的好恶，教学中老师还有意克制学生个性，结果培养出来的人都缺乏自己的特点，如同一个模子里出来的产品。谭抒真当时呼吁音乐界“下坡路不能再走下去了，评判的上帝不是‘金牌’，而是广大观众”。
谭抒真经过多年教学经验洞悉，有才能的学生往往有他自己的想法（要都是些小绵羊一样一点主张也没有的学生，将来不会成为精彩的演奏家）。“有时学生的想法同老师有一丁点不一样，老师表现出明显的不满，甚至想出各种方法来整他。这就很糟糕，缺乏教师最基本的要求了。你要是不喜欢他，就让他换一个先生，旁人也许喜欢，能合作得很好。”
谭抒真进而主张老师应从正面教育学生：“有人认为老师挑的毛病越多，说明老师本事越大。其实，若能从正面解决问题，学到了本事，就自然减少了缺点。”
上世纪80年代，各大音乐场所的舞台上挂满了美丽的金丝绒，地上铺着一张张又厚又软的大地毡，但场馆方面完全没有意识到，音乐家发出来的声音，一部分被丝绒吸收了，一部分被毡吸收了。谭抒真找出弊病，主张免除幕布设备。并就当时构造环境告知大众，一般场所都是楼上的声音好，因为楼上接近顶篷，很容易感觉到顶篷的反射和舞台地板的反射。
2001年4月24日，我和我爱人去上海专程拜访了仰慕已久的谭抒真教授。
上海市静安区南汇路38号，一座古旧的小楼，教授住在二楼，他在书房里接待了我们。书房十几平方，四壁挂满了字画和名琴的图片，一张大型写字台，一个小沙发，两把红木雕花的椅子，其他地方全是谭先生的藏书。
本来教授已经接受了学院的任务要写东西，知道我们是从青岛来的，就放下手中的活计与我们见面了。
那年谭老已是94岁高龄，给我的第一印象是除了戴一副眼镜和行走稍慢外，根本不像这个年龄的人，倒像是我八十岁的父亲，耳不聋，眼有神，思维敏捷，待人态度和蔼，因此见面后觉得格外亲切，我丝毫没有在预想的大师面前的那种紧张。
我退休后迷上了制作小提琴，自然就向往接触到制琴高手，一次偶然机会，打开电视时，中央电视台介绍谭抒真先生，知道他祖籍潍县，生在青岛，住在上海，是我国的制琴前辈。正好我外甥在复旦大学中山医院学习，就托他打听谭老的信息。真是有缘，很快地址和电话都得到了，我打电话给谭老，提出拜访，谭老爽快地答应了。
见面后谭老告诉我们，他患有糖尿病，住过院，但已得到控制，他还说，至今还每天坚持练琴，空闲时也做提琴。
考虑到谭老的身体和写作任务，我们没敢跟他谈太长的时间，我把自己制作的一把小提琴拿出来请谭教授过目。他拿着琴，先询问了木材的来源、制作过程及上漆方法，当他转动着琴仔细看了一遍后，一口气指出了近十处不足之处，当场令我佩服之至。
接着，他又拿出亲手制作的琴给我看，我觉得非常开眼界，谭老拉了我做的琴，大概是为了鼓励我，他说：“你的琴，琴头不错，琴的声音也不错，但上的漆像油漆，不像酒漆，并希望我在制作工艺上下功夫。
说起制琴，谭老滔滔不绝，他拿出了自己制琴的工具和他设计制作的测音柱器，最后还写了介绍信，请我们去上海音乐学院提琴厂参观。
这次拜访的经历让我终生难忘，今年是谭老诞辰100周年，我觉得我们青岛人特别是青岛的音乐人，都应该记住这位世纪音乐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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