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录青岛音乐的点滴记忆
讲述青岛人自己的音乐故事。掌上青岛客户端发行时间最久的栏目，没有之一！主编：张旭
（下）
上世纪六十年代初，中央音乐学院注意到，来自青岛的考生越来越多，而且水准卓然。在入学申请表里的“曾师从哪位音乐老师”一栏，大多填写“董牧师”。于是学院派人专程赶到青岛跟董吉亭见面，并在青岛专门设立的一个考点。1963年，中央音乐学院在青岛海洋学院设点招考，学院邀请董吉亭“列席评委”，全程旁听——这或许是学院派考场可能给予一位民间音乐教师的最大荣誉。
在此期间，董家长子董维光已经考到了中央民族乐团担任大提琴手，工资92元，比父亲的月收入还高。除了自己的日常开销外，还能支持妹妹董丽珊（天津音乐学院）、三弟董维亮（天津音乐学院附中）的求学生活。这大大减轻了董牧师的生活压力。在政治气候未恶化前，董牧师过上了“资深小资”的生活。他爱好网球，喜欢游泳，喜欢读英文版海明威小说。每到节假日，董家又变成了岛城文化名流的聚集点，岛城的高级医生、资深教授、音乐名家，常穿梭于此，大家要打打牌，聊聊天，有时董吉亭则会挑几张唱片，大家什么也不干，安安静静一起听音乐。
而逢年过节，董牧师更会在家里开个派对，请楼上楼下的邻居们喝茶，吃蛋糕，听当时比较罕见的歌剧唱片。这一生中难得的幸福岁月，仿佛风暴来临前上帝给出的最后祝福。
四、
第二天一早，董牧师夫妇赶上了回寿光老家的火车。董吉亭一位在公安系统的学生得知消息，通过车站的高音喇叭里曾经多次广播，要董老师别离开青岛。不过董吉亭已经上车，并没有听见。
“严格来说，董先生的手型不适合拉小提琴。他的拇指短而且粗，小指长度也不理想。不过他教的学生基本功非常扎实。”汪辉举了个例子，“前几年我曾经教同事的一个小孩拉琴；后来这孩子遇到董牧师另一个学生的妻子，一眼就看出来他的基本功是董牧师的套路。”
小地下室不适合当音乐教室，董牧师把弟子分成几个小组。“我们小组四个人,两男两女。董先生把我们集中到一个学生家里,一块上课。”这时候董吉亭已经不收学费，“一般在谁家上课，谁家就管董老师一顿饭。董老师吃东西不挑，有青菜米饭就行。”汪辉总结说：“他那些年就是吃百家饭过来的。”家境好的家长，会做一些食物让董牧师带回去，算是一点心意。
五、
1978年，董吉亭出差到北京，代表学校想邀请当时凭借《宝贝》、《三套车》成名的著名歌唱家刘淑芳到曲阜师范讲学。从曲阜到北京，董吉亭一路佩戴着那个代表大学教师的红牌。“这件事由于种种原因没有办成，父亲感到很窝囊。”情感内敛的董吉亭回曲阜不久开始发烧，病情日渐沉重，住进了济南的医院。董维光的妹夫接到医院的电报，随即出面把岳父接到了北京积水潭医院，诊断结果是急性粒细胞白血病。
山东省艺术科学重点课题“青岛—琴岛”音乐家风采系列文章，自2014年4月开始，在青岛音乐杂志上发表，内容丰富，事迹感人，他们用音乐陶冶人们的情操，用音符构建和谐的社会，他们是青岛的骄傲。欢迎音乐爱好者关注。
诚挚欢迎与岛城有关的音乐家及其亲朋好友撰稿或提供宝贵资料。
课题申报单位：青岛市李沧区文化馆
总编：张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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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琴岛心境文化传媒】青岛音乐杂志
1965年，不祥之兆出现了。音乐界全面封杀西洋乐器，当时流行一个“三十而立”的故事，说一位三十岁的小提琴家，被迫转行拉二胡去了。董吉亭这一批弟子里，大多转行。
1966年9月，二中的造反派们开始冲击董家，领头学生的母亲据说曾在董家帮佣过。董牧师的学生张荫檀闻讯赶来，“我亲眼看见，先生家一片狼藉，遍地是撕碎的曲谱，成千张宝贵的唱片给砸碎了，钢琴、沙发给搬走了，甚至连先生的皮袄、大衣、绸面被子都给抢走了……”
幸好孩子们都在外地，无家可归的董牧师夫妇当晚在楼下李家借宿一宿。李家也是传统基督徒家庭，当晚，董吉亭第一次给相处十多年的邻居讲道，这很可能是前华北神学院院长平生最后一次讲道，主题是“基督徒在今世的苦难”。
董吉亭夫妇回到寿光暂避了一段时间，又偷俞回到了青岛，想看看事态有没有平息。恰好此时，他的长媳回青来探望公婆，发现董家已经被抄家。她赶紧以北京红卫兵的身份，请青岛当地红卫兵帮助寻人。看在北京红卫兵的面子上，街道在27号不远处找了一个半地下室，安置了董吉亭夫妇。
新居阴暗狭小，惟一的小窗有时会被恶意的人糊上粪便。董吉亭后期弟子江辉回忆，“我记得很清楚，地下室门口正对着一个古力盖，下雨天溢出的臭水老往里灌。每到下雨天，父亲就叫我带几个同学到董先生家里帮忙打扫。”
16岁的江辉是通过父亲的一位好友而拜在董吉亭门下的。此时董吉亭虽然已被打倒，还是偷偷教几个学生。即使在这样暗渍横行的年头，董牧师的外表依然无可挑剔。“白头发，白胡子，衣服永远利索，爱干净。”然而岁月不饶人，在地下室的台阶上摔了一跤之后，年近花甲的董牧师右手多了根手杖。“教琴的时候，拉快弓的地方他已经拉不动了，一般让水平比较好的学生示范。”当然，董先生的严格态度还是不变，音准拉错了，还是要挨一琴弓。
董牧师一本厚厚的琴谱成为学生间流传的宝贝，“那时候熬夜抄琴谱，我落下个间歇性失眠的毛病。”在那个趣味贫乏的时代，江辉很快燃起了对小提琴的热爱。“我父亲觉得我夜里拉琴影响邻居，就在居民楼外面盖了间小屋，让我单独练琴。”
恶劣的社会环境可能与爱才之心在同样程度上促使董吉亭继续奔走在授课的路上。目前可考的文革时期弟子，有马衍林、江辉、刘广胜、袁胜伟等人。这些弟子散部于青岛市区各个角落，需要集中在一个地方集体授课。“他每天的课安排很满，坐公交车到处讲课。”江辉说，“这大概也是因为不愿意困在那个地下室里。”
文革意外地让董牧师夫妇得到工作，每天清晨老两口一道出门扫马路。江辉可谓董吉亭文革岁月的忘年交。他常常出入那间小地下室，送煤，送面，帮着做一些体力活。“地下室很小，只有桌椅和一张床。小桌子上面放着琴谱，桌子和椅子都是董先生自己做的。。师母把地下室整理很素净，床单、墙布都是雪白，象征圣洁。偶尔，江辉还能吃到董师母的小点心，“不多，每次两三块。那时候大家都缺吃的。”
董吉亭心灵手巧，擅长木工活。一位弟子拉琴老是不得手，后来董吉亭做了一个琴垫，加上去后果然进步飞速。江辉手中也保存着一个董牧师亲手制作的琴垫，“做得精细，还垫着层海绵，用起来很舒服。”另一个弟子张荫檀家境贫寒，缺乏营养得了夜盲症。董吉亭听说后上门，亲手针灸了几次之后霍然痊愈。
不折不从，不屈不挠。即使在动荡的年月里，董吉亭仍然保持着对个人情感强大的克制。三个孩子已经成人，都在北京苦苦支撑。董吉亭的来信很少，对于伤心事更是只字不提，只有董维光回家探亲时才能了解父母的近况；或许董吉亭相信自己的抵抗力，更相信自己三个自幼在音乐里熏陶成长的孩子。
文革结束，董吉亭平反，不过房子已经成为别人的了。他给儿子写了封信，这是董维光惟一记得父亲报喜的信，里面快乐地宣布，我被解放了。这一时期，青岛小提琴神童吕思清崭露头角。他的父亲曾经是董吉亭弟子，董吉亭指导了吕思清近一年时间，这个神童给了他授琴生活极大的慰藉。
1977年，从曲阜师范大学来了一封聘书，聘请董吉亭担任外语系及音乐系教师。这个喜讯让董吉亭百感交集。“这是父亲解放后最高兴、最愉快的时候。他跟我说，自己的终生希望就是戴一个红牌（当时大学教师佩戴红色胸牌）。”董吉亭欣然接受聘请，他把体弱的妻子送到北京由孩子照应，单身赴曲阜师范任教了。
然而曲阜师范并不像董吉亭想象得那么理想。他的莎士比亚和巴赫受到了幼稚冲动的大学生抵制。校园里贴出大字报，“反对洋牧师到国家设立的大学任教”。甚至有学生偷喝董先生的牛奶、咖啡，表现出极其低劣的素质和品性。同事里也没有多少支持。音乐系教师对董吉亭的古典音乐授课很诧异，“他连《黄河大合唱》都不知道，拿什么教学生。”
回到北京治疗的董吉亭，步入了人生的最后时光。他对自己的身体情况很清楚，从不在家里谈病情，也不曾流露出绝望或者是留恋。在生命的尾声，他依旧表现着牧师的冷静和理智，交代儿子尽量向大家瞒着病情，以后要好好照料母亲。
1979年5月11日，董吉亭在北京逝世，享年66岁。
“要说遗愿,就是他想把被抄走的钢琴要回来。他逝世前几个月，青岛的学生在一个学校里看见了他的钢琴。临终前,他一直惦记着这件事。”董维光说得很平静。
2005年，借青岛举办国际小提琴节的机会，我们走访了董吉亭的学生、朋友、家人，重新梳理他的人生故事。当我们的采访见报后，受到广泛关注。董吉亭一位弟子打来电话，表示愿意寻找并收购董先生生前念念不忘的那架钢琴。然而迄今为止，那架钢琴的下落，仍然是个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