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人之于女人，情绪天生芜杂。同类相亲，她的仰慕里就会加点糖，同性相妒，她的醋意里又会添些盐，如此一甜一咸，一加一减，一进一出——终于，1996年的时候，杜拉斯的老闺蜜兼具女作家女记者身份的芒索，写成了《闺中女友》。

    芒索与杜拉斯相识于巴黎常见的文化界集会，当时她们都很年轻，野心勃勃，同属左派阵营，思想上接近，事务交往逐渐增多，彼此吸引，很快成了朋友。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法国，女性知识份子在社会舞台上有着独特的舞步，除了餐桌和床，她们不放过政治、文化、经济等各个领域，为自己赢取了精神与物质的双重独立。英国女作家伍尔芙感叹的“自己的房间”，对法国的女知识份子们来说已成为现实。 
    不久，由杜拉斯建议，芒索和杜拉斯在古蒂埃尔大街买了相邻的房子。陆续搬去的还有她们共同的几位朋友——杜拉斯专横，喜欢把自己热爱的东西不由分说地推荐出去，无论是政治理论还是一个她认为适合的居住区，或者一道菜。 

    住的近了，犄角旮旯就放大了，对于杜拉斯的日常琐细，芒索想不知道都难。“她和那个男孩在一起生活了十六年，居然都不知道他爱吃什么，因为她从不把菜单递给他”。她不许他吃她不爱吃的菜。他可以看书，但必须是她挑选的。他也能听音乐，那是坐在她的椅侧，陪她共度写作的余暇时。他不能和任何人说话，他姐姐，他妈妈，他的朋友和同学，除了和她，杜拉斯本人。

    杜拉斯式的彪悍，非质地柔软的人不能承应。她用词夸张，对一件事、一个人总是饰语很重，语不惊人死不休。也因此，她是个典型的警句型作家，多少人曾经被她一语击中，从此爱不释手。她有自己的一套理论体系，不看同代人的东西，鄙夷所有清晰的、交代清楚的、有情节线，有理性、有健康交流欲的作品。在她看来，写作就是摧毁，把现有的一切秩序破坏掉。

    除了专横，自私，蛮力，杜拉斯的敏感脆弱也被芒索日后浮凸于纸上。当她穿着皱巴巴的衣服，拎着大纸袋，像个迷路孩子在巴黎大街上绝望地蹒跚；当她醉酒后紧紧抱住芒索呜咽着“成为朋友不是挺好吗”；当她因酗酒引发重病，被各种恐怖的幻觉折磨——杜拉斯完全变成了寄宿学校里等待大人接回家的小女生。  

    “如果我不写作，那我就会去杀人，我这一辈子都想杀人。”写作可以由一个人封闭完成，模拟婴孩在幽暗子宫里的猛力生长，它是杜拉斯惟一能养护好的秘密之花。芒索与杜拉斯亲密数十年，亲眼看到、亲身经历了杜拉斯，并亲自参与了戏剧化的一幕幕：从互不相识到亲密无间，因一点小事反目，和好，然后就是死不相往。
   “我不明白你为什么可以忍受我，一个作家是不能忍受另一个作家的。”有一天，杜拉斯这样质问自己的闺中密友芒索。这也是我的问题。同样出色的芒索，对世事人心怀有同样的敏感与细腻，如何能忍受杜拉斯的喜怒无常，甘心情愿地陪伴她数十年，被杜拉斯的光影遮蔽呢？

    那个杜拉斯，仇视的东西比她爱的多，鄙夷的东西比她褒奖的多，破坏的东西比她建设的多。她把自己活成了一个很大的负数，所以她需要正能量搭救——好脾气的朋友，任她揉搓的爱人，无比有阅读耐力的读者。 
    然而，芒索还是忍无可忍了。再蜜的闺蜜，也有个体的底线，她们开始了十几年的疏远。起因是芒索在一本书中说出了杜拉斯的年龄，被对方认为有失慎重。事实上，她们彼此心知肚明，这是个借口。她们走得太近了，杜拉斯感到害怕，为了写作，她需要遮挡心灵中一些特殊的隐秘角落。而芒索，更急于从杜拉斯的影响中展开双翼，进入自已的天空。关于是否决裂，她们都挣扎过。为了说服自己，也为了警醒芒索，杜拉斯曾很直白地告诉芒索，“你我不能闹翻，大家有一种地理上的需要。”

    好一个“地理上的需要”，里头包含了多少女人之于女人的隐秘啊——你我只能是友好邻邦，若不明白这一点而越雷池，则会两败俱伤。

    终于，地理让她们互不说话。杜拉斯的“那个男孩”，扬，充当了她们之间的传声筒。微妙的带有喜剧色彩的关系持续到1989年，杜拉斯主动打来电话，寒冰解冻了。7年后，杜拉斯最后一次参加芒索的生日聚会，一星期后去世。 
    《闺中女友》一书出版后，中文译者胡晓跃当面采访过芒索。“闹翻？我们并没有闹翻，是她单方面疏远我、提防我，最后不理我。”芒索特别强调的是，她相信自己没有做过任何对不起杜拉斯的事。

    芒索具有优秀记者的职业素养，写传记，能够自持自制。“我要用中间色写这本书”，“我对杜拉斯的爱毫无保留”，她不停地自我盘点，杜拉斯的致命弱点她也尽量使用轻量极的词进行描述。芒索一直希望自己说好话，蜻蜓点水，水波不兴，至于漾开的深意，让别人去琢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