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郁芬来自台湾，染着大红丹蔻，锦衣黑裙。甫一见，时尚；甫开口，爽利。没有人能猜出她的真实年龄。对于1954年出生的她来说——“太年轻了”，这句话，并非礼貌地寒暄，而是真诚地评价。

    不必担心冷场。她一直在说话，说父亲与家族史。她的骨血里根植着一代枭雄的气度。她是民国船王的幺女。“我出生的时候，父亲已经68岁。那一天是农历二月二，龙抬头的日子。我出生以后，家境从低谷开始转运。”

    所谓低谷，是船王到达台湾以后遭遇了即生即灭的蜃楼。贺郁芬用台湾国语描述那段历史，听来有种冷幽的意味。“1949年6月，父亲在台北重组了长记轮船公司和黄海水产公司，发展远洋渔业。辖有5艘轮船，经营东南亚地区的货物运输，业务很快欣欣向荣。不料1949年12月竟被以‘匪谍’的罪名妄诬逮捕。从青岛带去台湾的营运资本，14万美金也被勒索一空。这件事没有经过审判，没有说明理由，完全是白色恐怖。父亲出狱后，因无资金营运与修船，不得已乃向民间以12分之高利息借贷因应，但未及三年，因资金短绌，公司遂告结束。”　 

    然贺家终归是贺家，船王倒了，还有船王之子——贺郁芬的大哥贺中林，也是个做生意的天才，他很早涉足家禽养殖及孵化的机械制造，发明专利，续写了家族辉煌。家族史的搜集也更多地来自于他。作为长子，童少期曾跟随船王四处颠沛，亲见了父亲与民族共生死求存亡的铁血傲骨。

    船王贺仁菴，日照石臼所人，生于1887年，1976年底在台湾新竹辞世。关于这位爱国人士的历史资料几乎没有任何建立。坊间流传的零碎传说，以及老青岛们在胶州湾航道上接触过的铁船废墟，一起形成了船王在1937沉船阻截日军登陆的碎片化拼凑。贺郁芬此行青岛，为与出版社接洽父亲传记的具体事宜，偶然之缘，我听到了一段相对完整的船王往事。

    1937年注定是个惨烈的年份。7月28日北平沦陷。7月30日天津沦陷。随着8月13日淞沪战役爆发，中国的全民抗战正式开始。人命、人性、人道、人权、人的尊严、人的价值，所有含有人的最高贵的成分，都从这一年开始接受着极大的拷问。

    青岛是华东地区的重要商埠，胶州湾更被日本人称为“天下第一关”的军事港口，战略意义十分重大。1937年8月下旬，蒋介石电令时任青岛市市长沈鸿烈速将泊于青岛大、小港之间的所有国籍商轮沉塞在胶州湾航道上，以阻止日舰登陆。贺仁菴时任青岛市轮船公会理事长、中华民国轮船商业公会全国联合理事、长记轮船公司董事长，可谓北中国海岸线上的航业巨头，名下“长记”也是青岛航商中拥有轮船数量最多的。

    沉船，等于沉掉打拼了半生的家业。青岛的船行老板们劝说贺仁菴，不如与他们一样，将所有轮船开至海西的黄岛、薛家岛一带，一来躲避日军炮击，二来也可免去沉船带来的巨大损失。贺仁菴断然拒绝了——国难当头，怎能置身事外，视若无睹？不久便按照国民政府指定位置，将“长记”泊在胶州湾内的所有轮船，“得春”、“同春”、“长春”、“迎春”、“承春”、“江春”，以及连云港南边燕尾港的“华顺”，共7艘小则两百多吨、大则七八百吨的蒸汽动力铁壳大船，全部沉没，“长记”航业至此完全停顿。

    沉船前，贺仁菴交代各轮船长和轮机长，尽量拆下能拆的机件，以防日军将轮船打捞出水后马上可以使用。拆下来的机件藏在薛家岛及澄瀛乡下，有朝一日若能收复，可以再装上去。

    拆除了重要机件的轮船，凛然而静穆，被停在大港的海军拖船逐一拖至指定的沉塞地点，经过三天三夜的海水灌注，带着主人的托付，带着民族的愤怒，沉入海底——那一瞬间，它们身体里藏下的无限，与宇宙的无限等同。

    正是这些沉船致使日军舰无法驶入大港小港，只能以小舢舨在前海栈桥和郊区的山东头缓慢登陆。

    作为青岛轮船业大佬，贺仁菴是日本人极力想拉拢利用的人物之一，而沉船壮举无异于公然宣告与日本人为敌。对随后而来的人身安全问题贺仁菴早有预料，他知道，不能继续住在馆陶路15号“长记”公司楼上了。1937年中秋节，船王携家眷返回日照老家石臼所。果不其然，离开不久，贺仁菴在青岛的资产就被日本人悉数没收，包括长安路23号、25号两座共52间房屋的楼房、小港沿47号长记煤场和7间房屋、馆陶路15号长记公司屋内所有物件。

    回到石臼所，贺仁菴的家国仇恨难以抑制。当时华北五省基本上已遭日军控制，仅剩鲁南一角的日照、诸城、莒县、沂水、蒙阴山区尚未沦陷。中秋节之后的第二天，农历8月17，正是一年当中的最大满潮，贺仁菴命人将泊在石臼所前海的“永春”轮，先开到外海，再以最大马力冲上石臼所，搁浅在以东的滩涂上，搁浅位置距离海水最高潮线约有二三十米之远，并随即被拆下了重要机件——对于这个失去动力又深陷滩涂的大家伙，日本人休想再占到便宜。

    石臼所的日子，贺仁菴愁闷，愤恨。在海上谋生多年的他，第一次感到大海如此冰冷无情，感到一切具象其实都是假象。海浪的翻卷如同战争的洗劫，而潮水的每一次抽离退却，都将他心中的美好愿景抽空一次。

    转眼就到了年根。连续几天的清晨，贺仁菴从家里往外望去，发现许多人家的烟囱都不冒烟，凄冷一片。长工出去打听，回府禀告，原来日寇封锁了沿海口岸，渔民无法出海捕鱼，四乡数千户人家的生活受困。贺仁菴不顾公司营业停顿也在困境之中，在“长记”船行门口贴出赈灾公告，慨然拨款，凡四乡贫困者不论老幼只须持村长或庄长所发的证明，每人一律可领2元大洋(相当于一袋22公斤的洋面粉)。一家有10口，则可领20大洋。消息一出，长记门前人潮蜂拥，那一次，船王一共发放了3万多大洋……

    往事在年轮的中心被冷藏。时间的筛子里，它们静响轰鸣。贺仁菴救国，也救苦救难，一生慷慨豪迈，仗义疏财，不可不谓山东人的骄傲。我从贺郁芬珍藏的照片中看见了船王的儒雅，从对谈里认知了船王的美德懿行，更加诚值浩叹于他的果敢、良善与智谋。

    家住后海四川路周边的老青岛们都记得后海栈桥。上世纪三十年代中期，为减缓前海栈桥的停靠压力，港务局在今天轮渡西邻修建了一座长183.5米、宽2.5米的后海栈桥，供中外海军泊船。1935年7月建成后，来往停靠的船舶日多，商品运输集散与此，景象繁忙。船夫、劳工索性在附近建了板房，落脚生根，小规模的城市设施也紧跟着起来了，学校、商号、货栈、小手工作坊……与人衍生系合为一体。

    上世纪50年代，劳工的儿子们已经长成了少年，他们口音硬，皮肤黑，体格精瘦，在后海栈桥的堤坝上扎猛子，个个都是游泳高手。老去的劳工也常来此垂钓，大半生的沧桑深刻于法令纹，那倔强的走势，仍在试图说明内心的不服。

    胆子大的少年，越过航道激流，游到桥头前的沉船上，捞沉船上的烂铁，或敲打船体上的海蛎子。沉船是个神秘的庞然大物。它们来自父辈的传说，也来自少年对于海底与机械动力的想象。

    50年代中期的一个夏天，很多后海人家见证了这样的场面：一条拖船，拖着一条大铁船，自西向东，正从栈桥头海面经过。不料，拖船在转弯驶向海滩的时候，大船碰到了栈桥，几根桥墩子立时断掉。后来，大船被拖到浅滩岸边拆卸，海滩着实热闹了一阵子。上世纪60年代填海造地，后海栈桥连同海滩记忆被永久地埋在了城市深处。

    后海老青岛们说，1937年的沉船曾在三个地方可以看见。一艘在马蹄礁上，逢退潮整个船体显露，解放不久被打捞干净。一艘在后海栈桥桥头，“第六贫民大院”附近，与被沉船撞坏的桥头平行，大炼钢铁年代被清除干净。最后一艘在“第八贫民大院”前，退大潮时只能露出一小部分船体，船体最底部的钢材直到2011年正月十五退大潮时才被潜水人员打捞干净。

    另外三艘沉船呢？

    船王的女儿揭开了答案。

    抗战期间，贺仁菴在河南商邱与安徽亳州、阜阳一带，经营土产运销维生。抗战胜利后，贺仁菴携子由商邱经陇海铁路到达连云港，平时一日车程的距离，竟走了一个月。从连云港雇了艘小帆船贺仁菴直往青岛。上岛第一件事情，便是组织相关人员将损坏严重的“迎春”、“得春”、“承春”打捞出海，紧急抢修一个月后，勉强可以出航。时值胜利初期，轮船在战时几乎全被炸毀，“长记”再次为城市运输起到了重要作用……

    “父亲走的时候，我22岁。大哥说，父亲曾在黑夜中坚守光明的到来。”

    年轻时的贺郁芬并不能理解这句话的深意。在同样经历了世事沧桑以后，在梳理父亲生平的过程中，她才深深地感受到灵魂的颜色和质地——感受到父亲惊人的忍受力，深沉的忧虑，对美好的不懈追求，以及对祖国永无猜疑的赤诚。

——节选自《青岛蓝调Ⅲ》之“老脸”

作家/艺术家/媒体人 阿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