插画如同日志，是每一天必写的。在线与线之间做出派遣，起初携带着浓烈的情绪出手，或焦躁不安，或性欲满涨，或疏离自闭——只要手中的笔与平铺的纸一相逢，发出笔过留痕的刷刷声，我就会看见一些刚柔连同一些起伏，渐渐站立起来，它们正在出演一部我不认识的折子戏，再落笔，再抬手，各种戏码被不断添加，女人有了体香，苹果已经透熟，高脚杯碰出高音……那种时刻，任何情绪都低眉顺目起来，世界就此恢复平静。

    插画是我迄今为止甚感笃定的事情之一。“笃定”源于吴方言，有把握，从容不迫的意思。每个人都渴望找到睿智有担当的自己，无奈江湖各种凶狠，一路走来，找到自己往往是困难的。幸运的是，插画对空间与时间的不设防，对材质的宽容，对发生的随时记录，足以让我在文字的隔壁建立一个房间，因为精致而随身携带，方寸虽小直通天涯，十几年过去了，不离不弃，笃定在里面安了家。

    画插画，我喜欢手工笔触，越是嘶哑的、断裂的、毛糙的，越是说明它们拜皮下神经敏感的手指所赐，拥有电脑鼠标无法企及的力道与天真。这一场场搭上心力体力，搭上温度湿度的手工劳动，被我用来画女人、画猫、画糜烂生活、画一切心爱的物象——却很少画男人。

    你的画里都是女人。这是我听到的最多的一句话。甚至，某杂志大编在甩过来新一轮命题的同时，故作善良地说：这期让你画男人，委屈了吧？

    我是直女，对男人保有湿润的兴致，很少画，是觉得人类的雌性太美了，我愿意用毕生的笔墨去膜拜——她们和她们是我进入画面的快捷通道，与风景、静物之类的幻相与心相比较起来，她们混合着不可替代曲线、红晕、轻佻，构成了一条更加生动的道路。

    画女人，有时她们无比具体地出现在画面上，有时只是丝丝缕缕的意念。她们眼风上扬，有时凌厉，有时出逃。她们有统一的纤美骨架，锁骨、蝴蝶骨、脚踝，有结构的地方就能放得下诗行。她们的脖颈和腰部必须颀长玉婷，用以张望，也用以决绝地转身。她们的乳房小而芬芳，臀部盛大如丰收的景象……冷女人热性感，表面上有多冷艳，骨子里就有多放浪。插画赋予了她们激越的演技，制造出强烈的视觉地震。   

    她们是谁，从哪里来，到哪里去？我与她们面面相觑，每一幅画总是被一个并不清晰的动机推进着，更多的来自于梦碎、无可兑现，而这一切动机之上的动机，就是我自身存在的悬置与安放吧——如佛家修行中的“证”，既是物证，也是心证，是他证，亦是自证。所以，她们是万千之众的善果，她们也是来去无影的妖精，我喜欢她们。

    女人的身形，作为一种用来画的形象，如菩萨，也如基督，如鱼如鸟如雨滴，她们巡游了我想要去往的地方，天上或人间。用女人来引导未竟之梦，历来是艺术史上的惯例，最著名的例子是德拉克洛瓦《自由引导人民》里的胜利女神，再一个就是但丁《神曲》里的天使贝雅特丽齐。她们掠过芸芸众生，成为另一本圣经。

    与文字为邻，就不能太原谅自己。构思，是一个良心活计——下笔之前要不停地淘汰自我固守的“说故事方式”，这样，创造力才能如活血，带氧循环。我不屑于剪接文字里的片段场景，只习惯在脑海与画纸上一遍遍地呈现构图，像寻找G点一样，寻找与文字的微妙连结，在千言万语中定格一个影像，无声胜有声。

    文字的隔壁，从来不缺大师。那些日子，准确地说是从1865年到1965年，在美国，插画家成了文化英雄、时尚的开拓者与评判者，诸如麦克斯菲尔德·派黎思这样的插画大家根本就是媒体的主宰，真正的超级明星，是自然主义、浪漫主义与幻想的混合物。1925年美国做的调查显示，派黎思与梵高、塞尚同时被列名为现当代最伟大的艺术家。2000年7月，美国国家插画博物馆向公众开放，派黎思的作品被列为最重要的馆藏。至今，派黎思所创下的意象派风格，仍频繁地被好莱坞电影作为主题、背景和情境；从已故流行天王迈克尔·杰克逊的MV中，也可以看到派黎思艺术智慧的踪迹；愛尔兰著名歌手恩雅《树的回忆》的专辑封面，更借用了他的灵感。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欧美。即便是《Bazaar》和《Vogue》这样的时装杂志也把插画作为主要的视觉设计元素。一开始，从事插画活动的人多半是职业画家，他们将旺盛的肾上腺分泌转移到插画身上，使之充斥着与舞台表演类同的阴翳场景、丰富表情、夸张的肢体动作，使插画发育成一种异常激烈的戏剧身段。

    时至今日，插画虽不能取代摄影的地位，但更多时候，它是媒体的价值取向，采用什么样的插画，等于标榜了媒体的品位和读者群的定位。随着苹果电脑的不断升级，插画成为IT时代最先锋的视觉表达艺术之一。它可以成为电影海报，或者躺在唱片封套上，也常常客串商品形象广告；它被网络钟爱，它同样是印在箱包、T恤上的奢侈品——插画俨然成为新的文化群体表达文化意识形态的路径。

    或黑色、低调、机械；或鲜艳、优雅、奢华。当新世代插画张扬在《The Face》、《i-D》、《Wallpaper》、《Visionaire》、《Max》、《Vogue》等世界一线杂志上，插画流派出现了分野——街头派和时尚派，这两大分野有着截然不同的美学特征，区别之明显，落差之夸张，拥趸截然不同，就好像观看电影《黑客帝国》和《欲望城市》。

    住在文字隔壁的插画大师们，个顶个出世入世两不误，既有天才的手笔又能敏感地与时代联动，把城市细节当跳板，融合多种艺术直觉，然后，砸向世界的传达性、感触力，领跑了一个时代的艺术价值和商业价值。《THE FACE》的艺术指导格拉汉姆·伦斯威特，他的插画代言了街混派，街头青年的典型形象辅以硬朗的城市背景与涂鸦字体，跻身新城市文化的主流。另一个伦敦牛人斯坦利·伍德，也许你不熟，但他的作品可能早已侵略过你，这位大侠为著名乐队Radiohead制作了大部分的CD封面，作品元素包括手写文字、素描、字体变化、绘图、电脑、涂鸦。他也喜欢村上春树。他这样描述自己的作品：情境、悲伤、急躁、复杂、孩子气。

    伦敦的确是当今最富创意的城市之一，牛人一把。布鲁克斯是街头派领袖伦斯威特的学弟，同样出身皇家艺术学院，在校期间就已获得《时尚》杂志和苏富比拍卖公司的流行插画奖，从此成为《时尚》的签约插画师，他的灵感来自欧洲和中美洲旅行时的沿途写生，他制作插画版的巴黎时装周报道，也为《Visionaire》、《Max》等刊物制作纽约时装周的报道。布鲁克斯欣赏毕加索和波蒂切里的线条、希区柯克对动态影像的掌握、以及波普教父沃霍尔的色彩真理，他把前辈带来的灵感变成了游艇、酒吧、派队、简约建筑，中产的优雅配以波普色彩的明快，洋溢着物质富足的快乐。